当年万人下南洋务工，如今三水仍有3名百岁红头巾老人健在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通信员 沈卫红 黄爱华 兼顾：林亚茗 金强

　　◎解放前广东妇女移民有3种原因：一为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依附型移民，一为违反本人意愿或被拐卖出国的被动移民，一为自愿出洋营生或留学的自动型移民。而三水“红头巾”属于第三种。

　　◎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 保险大厦，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用在第9层接力的方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资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自满的大工程。

　　挑起一座花园城市

　　作者：陈来华

　　用竹削的扁担

　　用木刨的扁担

　　硬绷绷的扁担

　　托在红头巾铁的肩膀

　　在赤道的烈日下

　　铲泥

　　筑路

　　盖房屋

　　残暴的青春岁月

　　渗入汗水流淌

　　与石子 洋灰 一起搅拌

　　就是这样一辈子苦干

　　就是这样一世人锤炼

　　红头巾在这一工地上

　　蓝头巾在另一工地上

　　将荒芜的小岛

　　静悄悄地

　　挑起一座———崭新的花园城市！

　　(作者系新加坡民俗研究专家，长期关注三水“红头巾”群体。)

　　八九十年前，从广东三水前往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的妇女数以万计，一方鲜艳的红色头巾套在头上，成了她们身份的标记。

　　今年3月，“红头巾”的家乡——— 佛山市三水区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急寻“红头巾”活动。“红头巾”也称“三水婆”，是上世纪20—70年代下南洋到新加坡当建筑工的三水女子的统称。

　　结果令人唏嘘又伤感：4月底，消息传来，全球共征集到39名“红头巾”的信息，她们中，33人有姓名可考，其余6人则为无名氏。目前已经证实仍健在的只剩下10人，其中3人于多年前回到佛山市三水区安度晚年，7人目前仍居住在新加坡。

　　自主出洋妇女，大多为贫困所迫

　　令今人不解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较为封闭的状况“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些生于珠江三角洲的弱女子，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去千里迢迢的新加坡，从事最为艰难的劳动？

　　“近代中国出洋妇女90%来自闽粤地区，其中又以广府妇女、闽南妇女为最多，其次为客家妇女和潮汕妇女。”根据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范若兰的研究，解放前广东妇女移民有3种原因：一为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依附型移民，一为违反本人意愿或被拐卖出国的被动移民，一为自愿出洋营生或留学的自动型移民。而三水“红头巾”属于第三种。

　　自主出洋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点，大多出生贫困。为生活所迫，出洋营生是她们彻底贫困后的被迫选择。她们中有的是得到丈夫或家人的赞成，有的本来就与公婆或丈夫不和，但出洋后都勤勤奋恳，靠自己的劳动自立，还能救济家人。

　　据不完整统计，包含散落到南洋各地的华工，1881—1930年的50年中，到新加坡的华工超过500万人，1921年新加坡建筑女工有189人，1931年为1237人，1947年为279人，实际数量应当远远超越这个数字。

　　在三水区芦苞镇，沿着北江大堤往北走，曾经有一条小巷迎祥里，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男人街”。上世纪初，芦苞女子纷纭到南洋当“红头巾”，这条街上家家户户只见男人，于是得名。

　　由于维修北江大堤，“男人街”被拆得只剩下几米，迎祥里的牌坊也已经不在，虽还有少数两三层的牢固房子，但住在里面的，也不再是当年的侨属。随着很多老街坊逝世和年青人外迁，这里变得冷冷僻清，有一些外地人租住在里面，因为房租廉价。但他们对街名及当年的历史一无所知，只是认为房子太阴太潮。

　　随着巷子里的房子老去，“三水婆”们头上的红头巾“男人街”上男人们的故事，都随风而逝……

　　都说国外好，谁知比故乡还悲凉

　　“踏遍世间不平路，把那流浪的步伐，停在荒凉的大路边……”离家千里，日夜操劳，“红头巾”回望海那边，只认为“前尘望断天涯，家乡在那云深不知处”。

　　三水芦苞镇敬老院院长黄丽梅回想，“红头巾”麦美玉老人几年前住在敬老院，逝世前她曾经向人回想过在新加坡的日子。这位17岁结婚、不久丧夫、20岁跟人下“南洋”的女子说，当时人人说国外好，谁知道去了之后却比故乡还悲凉。

　　头包红方巾，身穿蓝粗布上衣、黑粗布长裤，脚穿自制旧轮胎皮拖鞋，一根扁担挑起沙石、砖块，穿梭行走在随风摇晃的高架上，或手握铁铲锄，从清早7时至薄暮5时，于滚滚的沙尘中，谋一口饭吃——— 几乎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有谁记得，近百年前在新加坡各个建筑工地上这样的劳动场面？

　　今年100岁的“红头巾”黄苏妹说，相比顺德妈姐的细活，搓灰沙、挑砖块、搬木料等工地体力活并不难上手，然而，肩上的百斤重任，如今虽然过去了六七十年都清楚如昔。

　　最苦最累的工作，报酬其实最为卑微。接收记者采访的几位“红头巾”都确实地说出了当时的收入。黄苏妹说，那时候一天要做10个小时，虽然名义上有七角，因为工头分层承包，她们拿到手时只有五六角钱，甚至三四角。据介绍，有时还涌现过包工头拖延支付或携款跑路的事情。

　　一分钱银，一滴心血，“红头巾”们却不轻易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为了能多寄点钱回家，她们挖空心思省吃俭用。为省下5分钱的车费，她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做饭梳洗，5时多，别人还未起床，她们已提着装午饭的篮子走一两个小时上工地。

　　剩下的5分钱可以吃一餐饭，往往只有白饭加一块腐乳或两粒榄角，甚至咖啡捞饭(咖啡泡在饭中)也可以当一餐，大部分女工营养不良。

　　晚饭后，有些“红头巾”还将白天在工地上捡来的废木料拿到街受骗柴卖，有些人则到市场捡些菜叶做次日饭菜，还有人为了找个工钱好一点的工地，到豆腐街“企市”(站着等招工)。

　　夜晚“红头巾”多睡在一间大房，房里是一排排床位，每人只租其中一个，窝睡在空气污浊、闷热、狭小的硬木板上。记者了解到，新加坡上世纪30年代一个床位每月1元，1950年代则进步到5元。

　　挺着大肚子七昼夜漂到新加坡

　　黄苏妹住在三水敬老院二楼的一间套房里，自己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自己吃饭、洗碗、洗漱，有人探望时房里总传出她洪亮的谈话声。

　　听说记者来请她讲“红头巾”的故事，漫步回来的黄苏妹连忙走进房间取下毛巾，进洗手间细心洗完脸，她又走到卧室用梳子把头发理妥当，这才慢慢地踱到客厅坐下。“哪里想得到竟然活过100岁呢！你知道吗，在新加坡时，我在四楼上干活，一脚踩空摔到了地上，旁边的人都认为我活不成了，谁知道医生一检查，说只是皮肉伤。”回想起60多年前的这一细节，黄婆婆神色十分欢乐，滔滔不绝。

　　“你看我的手，这个无名指断了一半。那时我挺能干，又利索。”她转过脸对着在场的人解释，“一次建筑水闸，要跳下泥坑挖泥倒泥，没人愿意下去，我就第一个带头，谁知道下去时铁钉钩住戒指，肉和戒指都卡在上面，后来去了医院也保不住手指了，戒指也不见了。”黄婆婆去新加坡的时候是24岁，经历了万千苦难。

　　令人惊讶的是，上船时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船上只吃一点饭和咸鱼，没有东西吃时，黄苏妹只好一手拿着船票，一手拿着碗向别的船客讨饭吃，因为晕船，黄婆婆吐了一路。很多人因晕船而上吐下泻，又没有水冲刷，全部船舱臭气熏天。黄婆婆说，如今想起来都反胃。

　　在茫茫大海上漂了7天7夜之后，船终于驶入新加坡海岸邻近“那些洋鬼婆看到船来，就拿几桶硫磺水往我们身上泼，消毒后才放行。”因为时常寄钱回家，1946年，在新加坡工地捱了十年的黄苏妹几乎两手空空坐船返乡，与去的时候一样，她坐最廉价的底舱，一样缺吃少喝地捱了7天7夜才回到家。

　　令她多年不能忘记的是，女儿出生后她实在无法赡养，只好送给一对华人夫妇，那夫妇给了她4元钱，自此母女天各一方，无缘相认。

　　三水“红头巾”见证新加坡自治

　　新加坡民俗专家陈来华先生介绍，“红头巾”参与建设的时间跨度很长，她们在新加坡的岁月，刚好见证了该国自治的历史，即从英国殖民地改变为自治国家的1960年代。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面临着将原来的渔村建成花园大城市的挑战，政府大力推进城市重建，发展工业区，重建基础设施，建设组屋新镇，让居者有其屋，大兴土木自然须要宏大的工人队伍来完成。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捞建筑用的水泥灰浆，都要用人工肩挑，勤劳大胆、工资低廉的“红头巾”遂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气。

　　据考证，“红头巾”承建的工程也包罗万象，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自治后建成的人民剧院等都有。

　　据介绍，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 保险大厦，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用在第9层接力的方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资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自满的大工程。

　　茫茫沧海变桑田，随着最后一批“红头巾”走入暮年，那一段历史是否也将湮灭在滚滚红尘中？

　　5月27日，记者前往“红头巾”的家乡三水，寻访最后的“红头巾”。在近代出洋人数极多的广东，三水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的地方，2010年，百岁以上老人竟有88名。3名逾百岁的“红头巾”婆婆就生活在这里。

　　黄苏妹今年9月将迎来一百周岁生日，而居住在三水乐平南联赤东村的陈群和李秀竹，都已经101岁高龄。2008年2月16日，104岁的梁杏容老人安然辞世，是迄今年纪最长的“三水婆”。

　　这些年来，对于陆续返回故乡的“红头巾”，三水当地政府都作出妥当部署，对无儿无女的“红头巾”，免费部署入住敬老院，而健在的“红头巾”都能拿到老龄津贴，享受免费体检，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接收白内障手术。

　　■史海钩沉

　　为何“三水婆”偏爱红头巾

　　当时在新加坡建筑工地打工的三水女子为什么要头盘红头巾，是接触这个群体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是三水家乡的风气，还是新加坡建筑工地的规定，还是有其他含义？

　　“在三水，并无戴红头巾的习俗，应当是工地常有泥水、灰尘，为了遮挡脏物和遮阳，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特殊热。”人称“三水通”的植伟森剖析。

　　也有专家以为，这是马来亚华人建筑业独有的，也是华人建筑女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方巾热可擦汗、冷可保暖，因为浆过比较硬，还可以恰当保护头部免遭碎石损害。

　　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到新加坡去做建筑工的，自然不止三水妇女，来自广东的就有花都、增城、四邑、高要、肇庆等地的华工。同一个建筑工地也有两三个包工头，有时工人一走散，很难辨别自己人，这给工地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

　　随着工人越来越多，没有标识是不行了，于是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区分，其中的客家女工在劳作时戴的是蓝色头巾，来自清远的妇女则穿着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人数最多的三水姐妹别出心裁选择了吉祥的红色。

　　三水“红头巾”在新加坡出了名。自此，工地上秩序井然，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目了然，管理效力大大进步，女工们也从中找到身份的认同感。

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微博推举 | 今日微博热门（编辑：SN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