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控制必定的专业技术，顺利实现就业，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2011年第4次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特殊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才能建设很重要，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建设。而在当前同时面临社会经济构造重大转型和大学生就业难、技术人员缺少的局势，教育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怎样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和葛道凯有了一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待业人员技能缺少、高级技术人员缺少，这给职业教育供给了一个很大的机遇，“十二五”期间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怎样的规划？

　　葛道凯：2010年，我们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主要目的是促进五个对接：一是专业与产业、岗位和企业对接；二是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历尺度对接；三是教学进程与生产进程对接；四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历证书对接；五是职业教育与毕生教育对接。我们还制订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方法(试行)》，在专业设置条件、程序和管理的职责分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干工作进行指导。

　　对职业教育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理论上只要是社会成员，要走向社会，养家糊口，都应当接收职业教育。再者，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随着技术的提高，也会落伍于生产技术的须要，他也须要不断地学习进步。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一是规模，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不断地接收职业教育；二是质量，要尽力使我们的职业教育和现实生产须要相匹配，不能落伍，也不能超前，否则他毕业后找不到岗位。2011年，我们也是环绕(规模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但谈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一般会以职业教育为学习的模范，因为在职业教育就业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你以为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葛道凯：2009年，(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可以说，就业率已经不再是职业学校的重要问题。职业学校，特殊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下一步我们的尽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

　　2010年我们举行了五场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在学校、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校企要合作，学校和企业在同一个屋檐下讨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须要，大家坐下来谈，这是我们对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动身点。

　　2011年会继续举行12场对话活动，使学校和企业不仅会晤，还会进一步丰富对话内容。我们的目的是在某些方面能够进行深刻的探讨，为开展本质性的合作搭一个真正的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今春，关于“招工难”的报道似乎比以往还严重，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多余向缺乏的转折点)，这会不会影响到本来已经严重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你怎样看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

　　葛道凯：中国事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本身也在讨论之中。我的断定是，如果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刘易斯拐点”之后，随同着的一方面是劳动力缺乏，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为为了招到人，工资必定会上涨，涨了工资以后，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要发明更多的价值，企业才会聘请。这个价值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职业教育。我信任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精神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也会更加关注职业教育。

　　我自己领会，“招生难”实质上反应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对矛盾。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世界上500强企业这几年到重庆投资，我们最早的假想是这些500强企业确定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个大的拉动。从去年开端，这些企业开端陆续投产，但他们对劳动力需求90%以上须要的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须要的劳动力大批是中等及中等以下，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更多的是放在更高的层面。所谓“招生难”实质上是认识的错位，当然认识的错位须要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也须要社会各界包含媒体对全部社会的宣传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