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市场风闻政府计划在6月至9月间开端清算2-3万亿元人民币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这在首届中国金融学科毕生造诣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引起讨论。

　　首届中国金融学科毕生造诣奖获得者黄达教授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MW中经智库成员李扬，就这个话题接收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现这次中央处置地方融资平台与以往相比，有较大的不同。

　　《中国经营报》：风闻称监管机构筹备将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和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你如何评价。

　　李扬：我没有听说这个事情，但是理论上处置这些问题也只有这个方法，发达经济体处置这些问题也是这样，须要债务主体来重整，但现在要断定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

　　这里面还要斟酌到经济周期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2万亿也罢，3万亿也罢，清算地方债务立刻就会成问题。如果经济连续安稳较快发展，就不会出问题。杜绝不良效果的产生，还是要稳固经济，不宜让宏观经济产生激烈的波动。但即便是经济周期上不能保证，真正须要国家掏“真金白银”来解决不良资产，凭借中国雄厚的国家资产作为支持，也仍然负担得起。

　　处置地方债务，首先还是要对这些地方融资平台项目进行分类处置。一是有些项目自身有现金流充足支持、偿还的贷款，这类贷款占比在20%-40%之间;二是可能须要第三方支撑的贷款，如一些金融创新的产品;还有少部分，自己没有现金流和收益，也没有第三方支撑偿还的贷款，这类贷款占比最小。

　　《中国经营报》：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应当全面清算?

　　李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须要放在更加宏观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视察。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至今，5-10年内都难以恢复元气，期间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会连续低水平的波动。

　　全球经济具有两面性。有高负债就有高储蓄，有高赤字就有高储备。所以，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只是表示情势不同而已，但解决问题的艰难程度是雷同的。因此，看到发达经济体调整很艰苦，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也要苏醒的看到，中国的经济构造调整、落实科学发展观也须要很长的时间。

　　就管理的合规性来说，地方融资平台缺少法律依据，这种非正式的渠道蕴含有极大的风险。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城市化正方兴未艾。前30年以工业化为主，城市化为辅，接下来的30年可能会以城市化作为主导。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依照“十二五”规划，每五年增加四个百分点，要达到70%的水平仍须要25~30年。

　　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投资，大批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上。这些投资大多依靠地方政府来做，而非中央政府。这就遇到一个矛盾，虽然中国总体上钱很多，储蓄存款量很大，但用钱的地方都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没钱。这样一种钱在一端，用钱的需求在又一端，从而产生相互不配套的情形是造成今天所谓融资平台大发展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地方融资平台不能简略的否认。

　　地方融资平台是一种金融创新，并且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复涌现，目前融资平台只是以往打包贷款的另一种表示，承载主体及情势有了转变而已。同样的事情重复涌现，表明这是一种规律，不能归咎于实体经济，而是体制有问题。

　　《中国经营报》：应当如何处置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李扬：处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次中央政府非常谨严。不像过去，视为违规，必定要消灭掉。分类整理表明中央认识到资金需求和供给不配对问题。其中有体制问题、金融问题、税制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等问题。

　　可以看到，“十二五”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出要调整财权，只是提到要重新分配财力。财力和财权不一样。财力只是分钱，财权是制度变更，从体制上固定下来。“十二五”没有提出财权调整，可见改革的庞杂度，也许“十三五”将提出财权、事权重新对应。我愿望这个标题能提的早一点，因为这个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地方融资平台的小事，反应的其实是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