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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强有力协调机制下的分开监管模式”--中国国情
2011-06-16

  摩根大通主席特殊顾问安浩德(Andrew Crockett)——

  由曦 柏亮

  对于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在国际金融界有丰富履历的安浩德(Andrew Crockett)以为,大部分条款方向是正确的。在宏观审慎监管构架上,他偏向于强有力调和机制下的离开监管模式。

  在他看来,为了应对未来金融体系发展的不肯定性,中国监管当局对于新资本监管协定的实行延续了其稳健作风。

  安浩德是摩根大通主席特殊顾问以及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并曾任摩根大通国际总裁,在加入摩根大通之前,还曾经担任国际清理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总裁,是制订并推进新版巴塞尔协定的核心成员。

  近日,安浩德在北京接收《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对巴塞尔协定、金融危机及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宏观审慎政策等议题进行了论述。

  新版巴塞尔协定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新版巴塞尔监管协定,同时,中国银监会也发布了相干《指导看法》,我们注意到,中国银监会在某些方面的实行尺度还要更高,中国事否有必要实行比国际尺度更为严厉的监管条例?在中国制订中国版巴塞尔协定III方面,作为中国银监会的咨询专家,你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

  安浩德:巴塞尔要求仅仅是最低尺度,任何国家可以自行设定高于最低尺度的要求。

  我不想对中国银监会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算适当作出预先断定。在未来数年,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进程会涌现不肯定性,银行业应该特殊小心:利率构造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及汇率变动更具灵巧性。

  中国“十二五”规划重新确立了和谐平衡增加的发展战略,以代替近年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可能会给金融服务机构带来不肯定性。为了应对这些不肯定性,金融机构应该通过资本和流动性较强的资产负债表保护自己,这很重要。

  中国银监会一直都采用谨严稳健的办法,他们近期就如何运用实行新巴塞尔要求,以及规定新的资本充分率延续了其一贯作风,是非常合理的。

  日报:巴塞尔协定III,并没有给出系统重要性银行定义,在你看来,应如何定义系统重要性银行?

  安浩德:尽管最终的定义尚未公开,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定义取决于规模、庞杂性、可替代性、全球活动及其他尺度在内的多个因素。他们共同决定了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整体排名。

  这些机构的数量大约在16和30之间,但明确的分界点尚未肯定,这些银行将被要求持有额外的缓冲资本来吸收可能的资本损失,这些资本可以是股本,也可以是其他的资本情势,在银行面临困局时,这些资本可以转换为股票或可用做担保救助金。

  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改革法案

  日报:摩根大通是华尔街各大银行中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一家,摩根大通保持稳健、胜利运营的原因是什么?

  安浩德:首先,摩根大通并非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经营管理银行的同时牢记两点。首先,总会有经济波动涌现,银行须要时刻筹备应对金融动荡。第二点,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形下,银行应保持服务客户的才能。

  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周期性,我们不断扪心自问,发生危机的潜在的根源在哪、如何确保有足够的实力连续为客户服务。金融机构的工作是长期性的,我们追逐的不仅是短期利润。

  摩根大通并没有过多地涉足表外构造性的投资工具。因为不论做什么,都应问自己一个问题:如何维护银行的荣誉。换言之,我们致力于保持“壮大的资产负债表”。摩根大通的资产负债表保证了在世界各国稳健的运营。

  日报:全球金融危机中,一些构造性投资工具和影子银行,例如货币市场对冲基金被指控加速了危机的发展。你如何对待这些影子银行的监管,你有什么建议?

  安浩德:首先,我赞成影子银行系统对危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意见,部分原因是其可见性和透明度很低,部分原因是其资本充分率低,在推行改革时,要注意到,不能造成只将金融活动从受监管的银行系统中挤到监管程度更低的影子银行系统中。

  我偏向于对影子银行系统实施与传统银行系统同等的监管,例如,货币市场对冲基金现在没有最低资本要求,而其应当与传统银行系统一样,用资本作为其负债的支撑,当然资本要求和传统机构不必定完整一样。因为货币市场基金持有的资产更具流动性,可能风险更低,但它们并非没有风险,也不是完整流动,重要的是对影子银行系统同样实行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

  日报:你如何评价去年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特殊是你对“沃克尔法则”(编者注:限制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制止银行拥有或赞助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让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对银行运营和盈利的影响?

  安浩德:金融改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是必要合理的,但我也有保存看法,涌现这种情形并不奇异,该法案长达2500页,有很多让步,但总体上法案的目的是正确的,多数情形下法案的措施也能够满足这些目的。

  谈及沃克尔法则,我们还不知道它如何运用,因为这有待监管机构在执行法律时的解释性断定。沃克尔法则的意图是许可银行以服务客户或对冲风险为目标进行交易,而不能单纯为利用市场机遇而进行所谓的自营交易,但很难对此作出区分。

  美联储未来会做出一个定义,可能会制止我们从事目前所做的特定活动,在实践上,影响可能相对很小,因为摩根大通绝大多数交易不是自营交易,而是服务于客户。

  如果自营交易不再可能,那么这些业务占用的资本,会被用来从事其他业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增强沃克尔许可的业务来填补其制止的业务所造成的盈利损失。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日报:当前中国正在讨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建构,现在来自央行系统的官员以为“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在必定程度上缺少信息共享和调和,他们建议成立以央行为主导的宏观审慎监管构架。你如何对待监管变更的新趋势?有效的监管框架如何调和不同的监管机构?

  安浩德:现在国际监管有两个模式。

  一是将全体金融监管职能统一在单一机构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模式、日本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模式都是这一模式。

  另一种办法是设立不同机构离开监管,但通过强有力的机制进行调和,例如美国正在推出金融稳固性监管委员会(FSOC)。我偏向于这种离开监管机构间的调和模式,因为不同的金融机构监管有明确的不同,因此有理由设立离开的监管机构,我偏向于强有力调和机制下的离开监管模式。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机制解决各机构间的冲突和争执。如果没有解决机制而只有简略调和可能会面临艰苦。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是英国新政府尚未获得通过的新监管条例,它设立不同的离开监管机构,但清晰地规定如何解决机构之间的争议,哪个机构负有最终决定权,对于英国来说,是英国央行。

  日报:截至去年底的数据,中国的金融资产约为GDP的2.5倍,M2约为GDP的2倍,但我们还是听到实业企业埋怨融资艰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具有较大潜在风险?

  安浩德:中国的金融中介模式以银行为中心,在中国由银行供给融资的很多范畴在其他国家则依靠资本市场作为融资来源,在信贷价格相对较低、信贷配给限制的环境下,一些潜在借款人会埋怨无法拿到信贷。

  从长期看,中国正在对金融系统和利率放开,信贷将按价格配给,中介机构会依据无风险利率,并斟酌借款人的风险状态肯定信贷价格。金融自由化是一个长期进程,过程中会有想要借贷的人埋怨信贷缺乏,在达到市场化信贷市场之前,这不可避免。